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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的移民问题是21世纪初叶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据估算,世界上大约有1.75亿人口,包括1 040万难民,居住在他们自己国家之外的地方。换句话说,在全球总人口中平均每35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是移民[1]。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自己没有被国际人口流动所染指。
国际人口流动持续加剧的原因很多,但全球化经常被当作是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虽然不那么充分)而涵盖各种因素。它包括廉价而便利的跨国交通工具、快捷而准确的电子通讯技术、重新定义个人和家庭的洲际认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尽管在贸易领域实施了诸多的重要举措用来推动资本、商品和服务自由化,但是在移民问题上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2]。因此,有必要对全球化和移民之间的关系特征(现实的和未来的)以及有关移民管理的四个政策领域展开深入研究。这四个领域是:移民与发展、推动移民、移民控制、被迫移民。除了强迫性移民和虐待性移民应当被阻止外,多数移民如果管理得当,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常规的或有组织的移民是当今流动世界的固有特征。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起移民区和开发区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亮点。在那里,移民的潜力和可能发挥出来的作用吸引着人们不断变换注意力。
一
(一)移民与发展
全球化可以被看作是移民与发展的助推器。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和旅行成本的降低,使得移民与祖国、与其他散杂居移民和与跨国网络保持着持续、便捷的联系。人们日益关注人才和技术的回归,即使并非需要移民个体实质性地或永久性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①。而国际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维系移民与祖国的联系,以便把知识和技术从移民输入国流转到移民输出国。
全球化在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及政治稳定方面强化了工业化国家同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之间的差距[3] ①。在全球化的劳动市场形成过程中,熟练工及其家庭的迁移对输入国和输出国都会产生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外汇和海外技术输转方面,劳务输出国可能从中受益,但同时伴随着本土人才的流失。劳务输入国可能满足对合格人才资源的需求,但同时也导致本国人才资源缺乏和培训能力弱化。各国政府需要有效协调移民、特别是有技能和体能的移民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合理流动,确保双方利益的最大化②。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许多移民和他们的家眷仍然沿着单一不变的方向流动,流动的比重持续增长,但这只是暂时的。输出国执政当局希望移民同祖国保持经济、文化,甚至是政治的联系,而移民往往难以融入输入国的主流社会。所以,需要平衡二者之间的期望,共同迎接多元认同带来的挑战。
汇款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来源,成为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补充。2000年,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佛得角、萨尔瓦多、牙买加、约旦、尼加拉瓜、萨摩亚和也门等国的海外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超过10%。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汇款甚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6.5%(莱索托)[4]。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官方渠道汇入的款项总值,1999年是1988年的两倍,但实际汇款总数可能更高,因为大量的交易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的。在一些国家,汇入资金超过了本国官方的财政投入,甚至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汇款既来自于熟练工人,也来自于非熟练工人。他们都对移民输出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有效使用移民的汇款,并且吸引更多的移民汇款。
(二)推动移民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针对劳务市场服务于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的情况,应当着手制定恰当的公共政策推动移民流动,建立正规的国际劳务市场。前瞻某些国家人口呈下降趋势③,而需求熟练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呈急剧上升趋势,移民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兴盛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区域,而不论是官方的还是私营的移民管理。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劳务移民私营机构和商业社会与移民开展有效合作。经常的情况是,除了熟练工同非熟练工之间存在着利益之争,这些劳务移民所从事的工作是劳务输入国国民不愿意做的危难重的工作,薪酬低且社会福利较当地国民少,因此也要采取全球性的办法来保护这些移民的人权。
移民生活在新的国度,便面临着与当地社会的整合。这些挑战不仅与永久移民相关,而且与临时性移民有关。当大批移民集中在范围有限的地区时,就会给当地社会的住房、用水、教育以及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供给造成压力。其长远结果不仅有多元文化,而且有族际冲突和排外情绪。因此,需要在地方、城市乃至全国建立适量接受移民的机制和体制。
(三)移民控制
19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的移民潮。较之以往,移民种类更多,从高技能移民到寻求庇护者,还有非常规移民、短期移民和过境移民。最突出的变化是非常规移民激增,包括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人,以及寻求庇护者和国内流民。科技的发展所提供的交通、通讯、网络工具或手段日益精良。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规避政府监察和控制移民的努力。非正规移民的队伍不断扩大。
移民的这些新形式,源于冷战结束以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资本运动、贸易全球化和地区性经济合作催生以整合墨、美、加经济为宗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共同市场条约(MERCOSUR),还有非洲的次地区经济集团,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它们中的富足国家吸引移民加速流动,并且促进经济和文化在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融合。
政治变迁可能产生移民,如中欧东欧地区的经济转型推动了移民潮;也可能减少移民,如中美洲军事独裁的完结和政权的更迭终止了难民流动。20世纪90年代,被迫迁移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问题一起,共同成为广义移民问题的一部分。保障真正的访问者和移民的自由流动,保障对移民的进入和居住进行有效控制,变得越发复杂。另外,移民挑战国家安全也日益尖锐。最近的反恐斗争使得西方一些国家把国际移民放在国家安全的最前沿,给予格外关注。在非正规的移民流动过程中,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影响着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战略、政策①。当前谈论的焦点集中在预先调查个人资料和采取手段阻止那些被认为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人的跨境流动。所以,既要尊重移民权利和国际劳务需求,又要满足国家安全的要求。
(四)被迫移民
到2000年底,世界难民人数已经达到1 600万。其中,亚洲国家的难民人数最多,有900万,非洲国家有400万。发达国家有300万难民,发展中国家有1 300万难民[6]。
难民和无家可归的人一直受到特别关注。1951年以来,在国际社会为了保护移民通过的若干公约和议定书中,最重要的是有关难民地位问题的《1951年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以及处理移民保护和人口贩运问题的《1990年公约》和《2000年议定书》。《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得到141个国家的批准,确定了难民的法律保护和难民地位,规定了禁止驱逐或强行遣返获得难民地位的人。《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得到139个国家的批准,把《1951年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1951年1月1日以后成为难民的人。
从1970年代末开始,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移民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到2001年,世界上近1/4的国家认为难民人数太多。44%的发达国家和39%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旨在降低移民人数的严格政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控制移民人数的看法和政策惊人地相似[6]。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国内冲突尽管已经取代国际冲突,但国内无家可归的人被迫移民他国而沦为国际难民。他们也在挑战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7]。
(五)与移民有关的交叉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许多移民问题都与移民管理的上述四个问题相关。
女性移民在全部移民中的比例正在攀升。她们或是独立移民,或是家庭移民的先行者。政府认识到她们的贡献。尽管移民能够给妇女以自由,但女性移民更脆弱。在缺少保护的情况下,她们的人权更容易被践踏。跨国犯罪集团以偷渡的形式向发达国家非法输入妇女和儿童,强迫她们涉足各种非法产业。
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大众保健、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事业。人们开始重视跨文化的健康问题。这包括扑灭移民中流行的传染病、治疗他们所患的非传播性疾病和心理疾病,也包括改善非正常条件下的移民、国内无家可归的人和被非法买卖的人的健康状况,及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保健和疾病预防措施。针对所有移民和流动人口,有必要建立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将他们出发、旅途、目的地以及回国等各个环节有效地连接起来。
二
以不同的视角探讨全球化对移民的影响,可以着眼于三个层面:
个体层面。移民是一个生命周期过程,其中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含义。移民行为始于个体或家庭的决定,一般来说要经历旅行、入境、定居、国籍确认和返回或再整合等各种阶段。具有熟练技术的移民会发觉自己很受欢迎,得到新社会的认可、整合、提升和在劳动市场获利①。相对而言,那些低熟练工人所获得的机会较少。他们需要服务,但很少有法律渠道向他们开放。结果是,这部分移民陷入一种困境:在移民输入国得不到真正的社会地位,也很难返回祖国。因为他们不仅缺少生存和发展的渠道,而且害怕家乡的社会压力,或许还面临着其他惩罚②。有必要对移民个人及其家属进行政策方面的指导,同时使移民过程和移民机会更加透明、公开。
国家层面。移民问题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就业、贸易、安全、发展、整合及文化。处于移民过程各个阶段、拥有各种能力的各类利益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各级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及商业团体。这些因素增加了移民政策和移民管理的复杂性。在以民族——国家形式进行国际交往的今天,流动的人口越来越多。他们来自于更加不同的国家,存在着更加不同的民族背景,承载着更加不同的文化模式,因而也带来更多的全球化扩张的挑战。由于利益关系众多、移民过程复杂、各类机构的关注焦点迥异,移民管理的观点和方法会不尽相同。随之出现的推动服务贸易、审查劳动合同的机构,将负责处理各类移民的整合问题,特别是负责处理非正常状态下的移民问题,并且建立这类流动的控制机制。在各种移民共存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开展国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迫切需要综合而高效的移民管理政策与计划。
国际层面。移民问题本质上所涉及的不仅是国家,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特别是非正规移民的增多,移民管理的国际合作显得越来越必要。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移民管理框架,尽管存在许多双边协议和国际合作的管理案例,移民管理的国际合作眼下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在区域范围内,过去十几年中,关于移民问题的区域咨询机制迅速发展。在全球层次上,国际移民组织(IOM)发起的“关于移民的国际对话”、“伯尔尼倡议”,以及即将成立的“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等,虽然都有特定的主题和目标,却也有着共同的愿望,就是提高对国际移民的理解,推动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人口大国,努力推动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将从一个侧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
全球范围内的、跨越疆界的人口流动远比引起这种流动的商品流、资本流和信息流所产生的问题更具复杂性。在严重缺乏帮助和保护的条件下,大量的人口在自由流动。为了使全球社会系统更好地运转,促进国际社会和谐发展,人们确实应当关心移民的人权、健康等问题,同时完善和推动授权的流动,协助边防进行有效的控制,支持友好的移民政策和成功的社会整合,支持国际社会制订管理移民的路线图,共同应对21世纪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挑战。

[参考文献]
[1] UNHCR.Refugees by Numbers 2003.
[2] James F.Hollifield.the Emerging Migration State.Paper 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Princeton,NJ,May 2003.
[3] Saskia Sassen and Kwame Anthony Appia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s: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Press, New York,1998.
[4]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3:Striving for Stability in Development Finance. the World Bank 2003.157.
[5] Replacement Migration: Is It a Solution to Declining and Aging Populations?.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2000.
[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02. UN, New York,2002.
[7] Human Security Now: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People.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New York 2003.
① 例子之一就是“非洲发展移民项目”(the Migr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Africa,简称“MIDA”)。这是国际移民组织(IOM)实施的项目,旨在把散居各国的非洲移民所掌握的技术和资源传播回他们的祖国,在非洲建构制度性的发展能力。
① 联合国在1996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估计,1960-1990年,占世界总人口20%的最富裕的人分享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从70%上升到85%,而20%最贫穷的人分享全球总收入的比例却从2.3%下降到1.4%。
②例如,“英联邦关于国际劳工移民成员行为准则”(the Commonwealth Code of Practice for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of Health Workers)规定,移民成员不得以剥夺来源国的知识、技能和专业人才为代价。
③对于多数西欧国家来说,到2025年,可以预测其劳动人口急剧下降。德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由于持续的低出生率,到2050年,其劳动人口预计将减少40%[5]。
① 在这方面,联合国曾经通过许多重要文件。如《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3年9月29日生效)、《关于防止、禁止、惩罚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的补充议定书》(2003年12月生效)、《关于打击通过陆、海、空偷渡移民的补充议定书》(2004年1月生效)等。
① 例如,德国为外国人入境和就业提供绿卡的计划。这项计划于2000年8月发起,将一直延续到2004年底。另外,一项新的移民法律正在商讨之中。该法律将继续允许非欧共体的外国熟练移民进入德国。欧共体的领导人,包括英国和瑞典的首相,呼吁欧共体国家向移民开放。
② 在一些国家中,这种情况可以释为来自庇护体制的压力。而这种庇护体制经常是移民惟一可以利用的渠道。
[作者简介]
王剑峰(1967-),男,辽宁建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周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