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部副部长 尚勇

    记者：尚部长，您好！您对创新，特别是关于科技创新，有过很多论述。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世界科技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科技创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各企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活动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些特点决定了创新活动已经和经济活动一样，走向了全球化。科技创新活动的全球化是现阶段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知道您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首先请您谈谈要赶上科技创新全球化的步伐，我们必须抓住哪些关键问题？

    尚勇：首先简要谈一下全球科技创新的趋势和背景。目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历史性的跨越。推动这一跨越的是两大驱动力，一个是新科技革命，一个是经济科技的全球化。现在新科技革命和原来的特点还不一样，是一个持续的、全面的推进过程。作为一个新的趋势，一是“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创新焦点，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清洁汽车、节能生态型住宅、可循环生态工业等方面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形成新的热潮。这对我国节能减排和传统产业改造提供了难得机遇。二是现代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后基因组、蛋白质组、干细跑、转基因研究的新突破，为基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医药健康等生物产业的崛起开辟了新的前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对医药健康及其他生物产业发展需求巨大、市场广阔，现已具有一定基础，是自主创新、乘势而上的又一重要领域。三是现代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更新换代和有机融合，特别是新一代纳米级集成电路、软件智能化、新一代通信和互联网、纳米材料、制造业信息化和极端制造技术等，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带动整个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同时有力推动着制造业向高端升级和高技术含量的数字装备业的发展。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和信息业大国，抓住技术代际更替的难得机遇，可获得所需的大量核心和关键技术，改变“缺芯少魂”代人加工的被动局面，借势向高端制造技术升级，向制造强国跨越。四是现代知识性的服务业,特别是基于信息网络的服务业、软件产业、与信息网络相关的物流业、咨询业等，研究开发成为一个专门的知识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现在是超乎寻常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知识性的服务业已经占GDP很大的比重。比如像美国，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欧洲近70%，在这里边知识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近50%。我国知识人才数量大，发展知识型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五是抢占新资源空间开发的技术优势，比如“深空”探测技术和装备。包括探月、探火星；然后向“深海”发展，包括深海探测的仪器、装备和技术。“深地”探测，像几千里上万里的地质勘查，把埋藏在更深的矿藏挖出来，科技发达的国家都在向极地考察挺进等。我国在这些方面有一定基础，起步时追赶时机难得。
 
    这些趋势恰恰是与我们国家的产业升级合拍，这一次技术的更新换代，正是后发国家乘势而上、后来居上的最好时机。经济、科技全球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和特点。一个是从原来制造业纵向的转移到服务业包括知识性服务业的全球的转移。服务外包是其中重要的趋势。还有就是科技的全球化。表现为现在的很多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加快建立研发机构，在大学建立各种联合研究所或实验室等。另外从国际上来讲，各个国家的政府计划逐步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研发也成为一个趋势，比如欧盟，除了按正常的渠道对中国开放之外，还每年拿出三千万欧元与我们合作。还有一个大的国际计划，像ITER计划、欧洲的伽利略计划，美国的清洁能源计划等，都是国际化的平台。所以现在从世界的整个趋势来讲，创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经济科技的全球化更加剧了世界经济科技的竞争，更突出了创新优势在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核心地位。这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提供了很多机遇，但是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机遇和挑战并存。能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具备这种能力才能顺势而上，抓住新科技革命更新换代的机遇实现后发优势。否则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而这在整个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仔细剖析下，我认为创新能力包括四个因素：第一、创新资源。包括人才资源，研究机构，科研的设施以及装备和信息资源、资金投入等，这是重要的条件；第二、创新战略。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单位或是一个科研机构，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科技战略、选取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对创新成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好的创新体制和机制，这点至为关键；第四、好的创新环境。就中国而言，我们创新的资源非常丰富，科技人员的数量将近3800万人，世界第一，而世界上通用的指标即研究开发人员的数量，我们是160万人，排在美国后面，世界第二。我们这些年已经建立覆盖世界所有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这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只有少数国家具有这么完整的科研体系，而且我们大多数大学的科研装备接近世界水平。同时我们的研发投入去年接近1.5%，虽然这和创新性国家差别很大，但是我们的科技潜力非常大，资金也较雄厚。从创新战略讲，2006年我国发布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战略，各个区域、企业制定了自己的战略。但眼下的问题是体制、机制和环境问题，我把这称为企业创新的生态环境。

    记者：您刚才说要营造一个好的企业创新生态环境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之一。请您解析一下企业创新生态环境的主要内涵，介绍一下我国目前的状况，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尚勇：企业创新的生态环境，这个概念是美国在本世纪初先提出来的。英国人弗里曼，研究80年代日本创新经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规律，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强调在创新系统中各个要素，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其他的服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不仅是合理的配置，而且要产生有机的联系和有效的互动，实际上就是把一个个单独的竞争力变成了一个综合的竞争力。后来美国人感觉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必须营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实际上包括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创新体制，还有良性的运行机制，重要的是还有具有适宜的创新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市场环境、资本环境、文化环境等。不仅要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到市场服务的完整创新链。同时在这个创新链上还有着各种社会、政策、文化的气候氛围。这个系统的创新链能使整个创新资源的能量进一步释放，各个创新要素更加便于流动，更利于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国家创新竞争力，包括经济竞争力、军事竞争力等，特别是市场竞争力。这个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环境。

    对我国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创新生态环境。从体制上讲，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第一个问题，必须加速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事实上，目前我们的企业还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主体。因为从总体企业科技素质不高，更多的高水平研究开发的资源仍然集中在大学、科研院所。大中型的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的比例只占23.6%，数量很少。企业的研究开发占销售额的比例，不到0.70%。这个数据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20%的比例，投入严重不足。我们现在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例仅占千分之一，大量的是加工企业。还有我们的企业不仅单个创新能力薄弱，而且产业集中度低。就是说，通过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带动整个行业的科技进步和竞争力的提高，现在非常困难。虽然我们有一千多所大学，几百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但是目前的科研管理与自主创新的要求不相适应，很多人才的创新激情和能量还被体制束缚着。其次，我们的创业环境还不够好。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建立了五十四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长起来十几万个新型的高新企业，也出现了像华为、联想、百度等这样创新型的民营科技大企业，但是数量较少。未来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创新能力的衡量，不仅要看现有大型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加要看创新企业的培育能力和成长能力。还有在体制上我们的宏观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来资源就不足，政府部门宏观管理能力不够，造成整个科技力量的分散，科研设备和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造成更大的浪费。从政策环境上，我们的差距很大，因为激励创新很多需要经济政策、科技政策互动、配合。比如自主创新，首先要用好税收激励政策，但我们现在政策很难落实。还有一个就是政府采购政策，日本、韩国是消化、吸收、再创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合理的运用了政府采购政策。因为创新必然带有风险，和其他成熟的技术相比没有竞争力。通过政府采购，特别是订购和首购，才有了市场保证。还有就是现在的贸易政策，装备创新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政府对这一政策要有其延续性。而我们有时候是激励装备自主创新，有时候对进口外国的先进设备给予优惠政策。创新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或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营体制，否则就是研究开发不叫创新。有些企业现在还不是真正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还有现在很多企业有不诚信的行为，也是影响创新的原因。再一个就是资本市场与创新互动。美国为什么这些年创新比较成功，关键是把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资本市场成为创新创业的巨大推进剂，创新企业带动研究开发。

    记者：对于自主创新，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同看法，有的把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对立起来。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好自主创新与扩大开放的关系？

    尚勇：我们讲的自主创新,绝不是自我创新和封闭创新,要善于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来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更多自主知识产权。除了我刚才讲的体制、机制原因之外,关键是我们要采用扩大开放的正确战略。

    自主创新包括三个途径：一是原始创新,二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三是集成创新。所以,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方面,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仍要积极引进我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某些产业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如果与国外的差距很大,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前提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不能盲目重复引进；如果有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我们自己掌握了，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有些配套的技术也可以从国际上引进或采用，总体的知识产权还是我们的。第二个,要大量引进国际创新人才。创新的核心是在于人才。目前,我们国内虽然科技人才的数量很大,但是在真正世界级的科技导师和创新创业领军型人才还是严重缺乏。恰恰大量在国外的华人科学家,大部分都是从留学生里面产生的。如果条件具备,现在很多人都愿意回来。我国无锡的尚德太阳能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国外引进了一个创新帅才,形成一支创新团队,几年内形成一个大的产业。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才资源,我们不一定引进,但可以多渠道合作使其为我所用。第三,要善于利用国外的设施、信息和资源，鼓励科研机构和大学与国际一流的机构、大学，建立联合试验室或研发中心。同时,要善于利用多边合作、国际大科技计划,利用其研究成果和很多有用信息、资料,来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能不能引进所需技术、人才，还是取决于我们国家创新的生态环境。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态环境，发挥人才优势、科技成果的优势、经济优势、资本优势、文化优势和其它的社会优势等综合优势。创新的优势资源,总是向具有优势的生态环境集聚,有的把它叫做创新洼地，有的叫“候鸟现象”。人才和资本,总是向创新生态环境最优的地方聚集，如果你这儿生态恶化，他们就飞走。所以，我们要通过建立创新的生态环境,发挥我们制度的优势,把科技资源优势发挥出来,真正变成创新的优势,竞争力的优势,经济的优势和社会发展的优势。

    记者：另外一个影响创新的因素,就是学风不正和学术腐败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科学技术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按照这一办法，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对于在有关人员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等６种科研不端行为将受到查处和惩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端行为？要构建和谐的学术生态，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激励和惩罚机制，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如何通过体制创新来鼓励技术创新？

    尚勇：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要客观的看待。首先这是个世界的普遍问题。任何国家,包括法制比较健全、科技条件比我们要好的美国、欧洲等老牌的科技国家也同样存在学术腐败问题。每个国家的学术界和政府都在惩治、预防学术腐败。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学术浮躁、学术腐败现象。一方面，现在管理体制上还存在一些弊端,存在诱发浮燥、急功近利的土壤；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学术导向问题，如评价体系的问题。导向不好,容易导致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甚至弄虚作假。这几年我国政府颁发了关于改革科技评价办法的政策,但是落实不好。如原来一提就是“国际先进水平,国际领先水平”，评价完后,就用来评奖、晋升职称等，导致了许多人花很大的精力用在申报项目、批评审上,不潜心专心搞研究，甚至造假、剽窃。还有一个问题是科学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是一个很崇高的事业，对个人的道德情操和修养，提出了比其它社会成员更高的要求。因此全社会对科学家都十分尊重,把科学家看作是道德的典范。但现在有些科学家,特别是一些年青的科学家,不注重道德修养,过度追求名利而放松道德修养。还有，目前社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甚至腐败的不良风气，对学术界也有很大影响。如果学术风气和学术腐败现象不治理,我们就无法进行自主创新，无法形成创新的生态环境。所以，政府的决心是大的,要从制度上、政策上、道德、社会监督等多方面来综合治理。我们制订了政策，也设立了机构,但是要真正扭转这种风气还要在实践上加大执行的力度。深化改革，特别是管理体制改革、评价体系的改革,是根治学术浮燥、学术不正之风和腐败的根本措施。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培养优秀的科技人才，给科技人员创造条件搞科研？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是很大的。但是，不少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依然感到科研经费的不足，这就涉及到了资源分配问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培养科技人才，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人才基础？如何实施鼓励创新、创业的教育？

    尚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国家在原始创新,即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方面,应该在优化结构中真正形成一批高水平的、对社会开放的国家级的科研基地。对这样的科研基地，采用人才、基地和项目相结合的支持机制。关键是要纠正目前竞争性课题过多、稳定支持不够的做法。对于国家的科研基地,采用以预算拨款支持为主、竞争课题性为辅的机制。要实行新的人才管理制度,减少行政干预，给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更多自主权。让科学家瞄准国家的需求、世界的前沿和他们的兴趣,来潜心、专心搞研究。而不是把很多的精力用来天天跑课题。评价体系要与改革相适应,有的科学家可能两年三年出不了成绩,但不要慌,要耐得住寂寞，政府也要耐得住寂寞。对这些人员的管理,必须采取一个非常宽松的方式,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企业也需要这么一个环境,企业当然很多技术的开发时间性强,但也要支持一部分人潜心专心搞科研。就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出了那么优秀的科学家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了这么多的重大的创新成果。科学家搞科研要如饥似渴,如醉如痴,要有激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创新的人才。

    记者：说到培养人才，我们就会想到教育，基础还是在教育。那么，我们如何转变教育观念改变教育方法，逐步地把传统的、现实当中存在的灌输式的教育、应试教育，转变成为启发式的教育，真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尚勇：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必须培养众多创新型人才。在一个创新的生态环境中,教育占有重要位置。培育创新人才,是与创新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优势,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缺陷。比如我们国家的创新文化还比较薄弱,激发人的创新激情,必须要张扬个性。创新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需要鼓励探索。往往创新人才,是专才,而不是全才,而我们现在培养人才的模式,恰恰是按全才的要求来培养。我觉得我们在培养人才中,有这样几个弊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第一，就是育才的“乖孩子”现象。从幼儿园到中学,我们的教育方式就是要使孩子听话,在家听家长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往往是，培育人才按工业化大生产制造产品的模式，一个标准来培养人才,整齐划一。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把幼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品质忽略了,或者抹杀了。人在幼年时候，天生就有一种求知欲，就有一种对客观世界的好奇心。如果过早地进行灌输、过早地规定他要做什么、怎么想问题，他自身的求知欲望和发展的动机，往往容易被抹煞，甚至误导。创新,必须要有兴趣。在学习中,也应该是兴趣驱动学习。现在有很多学生表现为高分低能,就是我们太注重分数、考试的技巧,而不是培养他的创新思维,创新精神。

    美国的学校,给学生安排的课程很松,作业负担绝对没有我们的重。美国从四年级起,就叫小孩去做大作业。我知道有一个小孩,拿着老师布置的关于中国书法历史的作业来做。那个小孩,对这个领域一点也不熟悉,老师就给他这个题目,他就敢承担这个题目。他上网大量搜索,找有关的资料,他凭着对中国书法的浓厚兴趣硬是自己做出来了。这就培养了学生在创新方面所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收集资料,要收集信息,才能完成课题。同时,还要能提出很多自己的想法,即便是错的,或者是不完整的,但是培养了他的能力。而我们在这方面恰恰是欠缺的。第二个,我们选才的时候是“木桶短板”的现象。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木桶是按短板来衡量盛水量的。我们选才,往往是求人所短,拿人的短项,成为选才的标准。因为这个短项,扼杀了很多人才。比如,一个很喜欢数学的人,考语文可能不行。一个艺术家,一个天才的画家,一个歌剧的创作家,他可能数学不行,外语也不行。还有,包括就业的录用,往往也是很全面的考核,都拿全才的标准去衡量,其实没有真正的全才。还有用人的“球磨机”现象，无论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企业,往往是在很多的清规戒律之下使用人才。人有个性,有棱角，有创业精神,受到管理制度的制约,甚至抹杀。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创业人才,往往是枪打出头鸟,讽刺,挖苦。还有就是捧杀,出了优秀成绩之后,什么活动都要出席.封你为样板到处让去做报告，参加各种活动,结果没有时间继续创新,出了名之后,很难再次成功。所以说这种文化,是缺乏创新文化的要素。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创新文化,我认为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尊重个性，张扬特长，激励探索,鼓励冒尖,宽容失误,容忍失败。有了这个创新文化氛围,才能改变中国的教育方式,改变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培养造就出真正的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