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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是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伟大法宝
——本刊记者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作者：本刊记者刘荣荣】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的”“四个坚定不移”。其中居首位的就是解放思想。这表明解放思想与我们正在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间，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联系。能否请您结合29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新时期党的思想解放的历程，谈谈解放思想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刻意义？李君如：解放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它对于我们正在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重要讲话中所说：解放思想“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新。既是创新，就要解放思想，就要实事求是，就要与时俱进。我们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党的思想路线的指导，离不开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不断推进的思想解放，离不开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如果我们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为主线，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反映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互动的解放思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一般都认为，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后，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去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四是面对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的考验。这四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之所以称为“考验”，一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二是因为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或不同声音，包括噪音、杂音。也就是说，所谓“考验”，实际上就是选择，是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选择。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因此，新时期党的思想解放历程，实际上就是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大历史关头、四次重大选择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这个历程，同实践一样，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我国并没有由此而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中，把1976年秋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称为“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影响了拨乱反正，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是“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它的影响，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二是“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组织体系及其影响和他们倒行逆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也没有得到解决；三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虽然重新提了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判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形成的“左”的理论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得到清理和否定，思想混乱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获得改观；四是最重要的，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的功过是非，既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又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本来就是一个兼有科学性和政治性的难题，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更增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同时，由于“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加上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全党进行整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党内健康力量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向多年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了挑战。在如何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复出以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这一命题；他还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来势迅猛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第一，通过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传统，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最重大的思想收获。第二，通过讨论，在重新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推动下，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特别是，通过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而成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志。当然，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但这都是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干扰，而不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以科学的态度总结历史经验并制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和研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前后发生的这场思想解放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思想解放的根本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可以学习两篇重要的文献：一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文献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时，有一个重要的题注，说它“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五大评价这篇重要文献“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二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评价它“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转移，改革开放也开始起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遇到一系列复杂问题。因为，从基本制度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体制的角度看，它要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是一场新的革命；从实践论的认识论角度看，它又是一次伟大的试验。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在实施这项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反对，有些人从农村改革和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就不断责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右的干扰，有些人总是想改变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三是工作指导的失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出现了中央领导软弱涣散等问题，在推进具有很大风险的价格改革等重大改革时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这三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国内政治风波，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思想战线遇到的问题，集中地暴露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在国际敌对势力支持下泛滥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力图通过制造动乱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左”的错误倾向则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力图否定改革开放，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遇到了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错误思潮的夹击。在这一关键时期，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个重要讲话回答了六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是强调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是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五是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六是强调必须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个重要谈话产生的思想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在这个重要谈话的指导下，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党的十四大。当时，在总结14年改革开放经验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是很尖锐的问题。尽管有了南方谈话，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上认识还很不统一。有人主张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有人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人主张干脆捅破这层纸，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江泽民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和调查研究，1992年4月30日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同年6月9日，他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态他倾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同志交谈时，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同志的提法，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大会。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们都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像的。因此，我们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习和研究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新的思想解放历史，可以体会到，这一阶段思想解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加深认识这一重大问题，可以学习三篇重要文献：一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评价它“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二是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班的重要讲话《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党的十四大报告，这是全面总结改革开放14年创造的新鲜经验，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重要文献。（三）改革攻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发现，非公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很有作为，唯独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从理论上讲，出现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商品生产和交换是以分工和不同所有者为前提进行的，国有经济按原有的所有制形式难以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的竞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对此进行攻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江泽民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95年5月11日至23日和6月16日至27日，他深入国有企业调查研究，发表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讲话；1996年4月27日至5月4日，他又去上海调研，系统阐述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党中央、国务院在经营性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与此同时，理论界和干部中对这个大难题也展开了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但是，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甚至十分尖锐的杂音和噪音。一种声音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示失望，主张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当时非常突出，认为中央制定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方针是搞私有化，并且在社会上散发了一份又一份被称为“万言书”的打印文稿。显然，这场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概括为是姓“公”还是姓“私”。正在这个关键时刻，1997年2月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离开了我们。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的所谓“万言书”集中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算总账。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冷静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江泽民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他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10个问题。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他还强调，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经济要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他同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他还强调，广大城乡出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应以积极的态度予以支持。他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了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总结这个经验。第二次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他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能动摇。与此同时，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制度等问题，再次作了深刻的阐述。这两个重要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回答了来自“左”和右的责难。特别是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党代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等。对这次党代会，李鹏同志当时作的评价就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学习和研究十五大前后党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思想解放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为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温党的十五大报告。（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执政党理论的创新在十五大精神鼓舞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了，尤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活力。我们不仅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战胜了1998年洪涝自然灾害，而且推动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方面，腐败现象不断惩治又不断滋生蔓延，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且对党的前途命运担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人对此也表示担忧，甚至认为这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党的性质。这两方面的“担忧”提示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仅要搞清楚并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要搞清楚在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党的十五大在论述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时候，鲜明地指出要兴起一个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并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998年6月24日，中央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提出用两年时间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三讲”教育；同年11月21日，中央下达通知对开展“三讲”教育作出部署。这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开展“三讲”教育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茂名高州市指导“三讲”教育并在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在2000年2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加强执政党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党中央一方面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了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力度，对干部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提出了新的要求。2000年5月8日至15日，江泽民同志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考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对非公经济的党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6月14日至19日，江泽民同志在宁夏、甘肃进行考察，进一步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8月22日至28日，江泽民同志又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党的建设和“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强调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重在实践和落实。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进行理论创新。2000年研究了10个问题，2001年到2002年研究了24个问题。在这样系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的崭新观点，推动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但是，理论创新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后，又遇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的干扰。有的无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无视改革开放中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有的则因党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试图改变党的性质和原则，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7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5月31日重要讲话，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同时以鲜明的态度回答了党内外提出的重大问题，明确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强调要努力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全面贯彻党的根本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中央还进一步总结反腐倡廉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强调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等等。这样，执政党建设理论一步一步地完善起来。特别是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始了新老领导集体平稳交接班的进程。这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史盛会，是一个在21世纪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盛会。这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姿态新风貌。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前后党的思想解放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阶段思想解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在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重点要搞清楚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为加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温三篇文献：一是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二是江泽民同志2001年8月31日在国防大学的重要讲话《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三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回顾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和人民经历的这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和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探索是有逻辑可循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势必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党在第一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势必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党在第二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势必要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采取股份制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是党在第三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攻关的难题；为了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统筹兼顾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把他们整合为党的执政基础，共同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党在第四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处理的复杂问题。我们就是在这样逐级深入解决发展中难题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记者：通过以上您对新时期四大历史关头、四次解放思想历程的梳理，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您认为在解放思想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功的经验？李君如：从我们对新时期党的思想解放历史轨迹的回顾和梳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成熟，在解放思想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解放思想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很有现实意义。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解放思想的历史经验。（一）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否对头和统一，对于党能否完成这一崭新的事业，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即毛泽东所说的“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两个出发点”和“三个解放”。 “两个出发点”，一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二是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反对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又反对尾巴主义和不负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个出发点，一是科学判断的出发点，二是价值判断的出发点。讲思想路线，不能只讲科学判断，还要讲价值判断，并以科学判断为前提同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个出发点结合起来的思想路线，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和江泽民，一直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方式上始终保持的一个优良传统。应该认识到，坚持这样的思想路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我们之所以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既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又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能光背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几句话，而要善于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是我们从新时期党的思想解放历史中获得的基本经验。 “三个解放”，就是这几年中央强调的，要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把“解放思想”具体化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但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为了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这是认识论中的矛盾论，也是矛盾论中的认识论。按照矛盾论的辩证法来研究人的认识规律，就可以看到，在实事求是过程中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认识与实践之间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发生，因此实事求是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地向前推进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阶段中达到了实事求是，并不意味着在那个问题上、新的阶段中也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不断解决认识过程中的矛盾，才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阶段或那个阶段上，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思想僵化了，就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达到实事求是。因此，尽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非时时处处都要解放思想，但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尤其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二）坚持执政党的意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之所以能够闯过一关又一关，既没有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也没有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老路，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确立了执政党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发。其中之一，就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并通过造反、夺权等革命手段来解决党内问题，势必把党搞乱，把国家政权机构搞乱，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与此同时，他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要看到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从执政党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过程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根据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在1989年12月29日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提出“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执政意识，就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它包含丰富的内容，既要求全党牢记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又要求全党牢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既强调要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又强调要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整合社会各种力量，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勇于揭露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引导社会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既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健康发展。在解放思想的时候，有了这种执政党的意识，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有自觉地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开拓进取精神。（三）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过程中，总是不断遇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党在排除干扰的时候，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能够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我们党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自觉，认识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同“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展开斗争；另一方面采取正确的方法应对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情况，比如对于可能会影响改革开放进程的错误观点，采取“不争论”的方法，让实践来做出裁决。因此，党中央在领导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包括：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要正确区分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并采取不同的方法妥善地加以处理；要坚持科研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团结最大多数同志包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最终达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记者：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路先导。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且思想认识上也出现了不少疑惑和争议。我们现在是否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选择？您认为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李君如：解放思想无止境。我们在新世纪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中的新问题。首先，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事关全局。不超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希望；不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界限，我们就会走邪路。那种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方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那种以推进民主政治、反对腐败为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的观念，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都不是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应千方百计地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是我们自己的宝贝。这主义那主义，都不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其次，我们也要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充分认识完成我们事业的无比艰巨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及其消极因素在短期内不会消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会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尚未定型和巩固，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些不利因素。因此，我们既要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又要居安思危、艰苦奋斗，进一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不断变动的现实，努力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内政、外交、国防中已经并将继续遇到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在改革攻坚中，如何进一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交往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如何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是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五是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改变旧式工业化道路，发展生态文明，进一步解决能源和资源的制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六是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如何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妥善处理对外开放中不断增多的贸易摩擦和国际事务中的突发事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七是在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成绩和问题面前，如何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进行科学的决策。当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要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国防规划等等。我们仅从以上八大问题，来说明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大量问题要研究和解决。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探索，善于总结，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方略，就一定能动员和组织群众，齐心协力，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文章来源：理论网　本网发布时间：07-12-13 10: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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