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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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红旗文稿 [作者：徐崇温] 发布时间：12-01-06 17:06:38 |
自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越来越密集的关注，涌现出了破解“中国之谜”的无数“答案”，其中有不少“答案”刻意回避乃至抹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就实质来说，中国道路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
中国道路的一个根本特色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在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也讲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却是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意义上，或片面地在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意义上去“坚持”社会主义的。结果是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就是说，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成果，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后来，他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规定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二是在怎样“坚持”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和政策，还是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了并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开始时，国际上曾经有一些左派和左翼政党质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认识。现在，人们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对此形成共识：例如，美共主席萨姆·韦伯在深入观察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尝试迅速跨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市场关系阶段，结果却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利用市场机制却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他说，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将市场机制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本共产党则在2004年二十三大的新党纲中，改变了旧党纲中关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必要的提法，强调指出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是适合日本条件的社会主义规律性的发展方向；市场经济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有人认为，中国这样搞现代化，是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信仰，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同层次上的原则界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基本制度、社会发展道路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剥削和掠夺、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而要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在这个层次上，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邪路。第二个层次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层次。邓小平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如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某些经营管理形式、实行市场经济以及吸收外国资本等等，但是，这绝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前三项都是没有阶级性的，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而外国资本虽然本来从性质到作用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在来我国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情况下，在作用上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在这个层次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显然是把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和社会基本制度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利用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有用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正是中国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实例，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而且一举而证伪了有些人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的贬称。
二、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得胜利。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考虑不足，而去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取措施的某些论断，因而出现了离开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等问题，以致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困难和挫折，也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
邓小平在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解了这个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党的十三大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实践证明，只有长期坚持这条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方针和制度，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有评论指出，实行这种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还为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这种理论和政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反之，在有些极度贫困落后而又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却“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中国道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胡锦涛总书记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和贯通起来，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华社博鳌2008年4月12日电）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就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等世情促成的。在国际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我们正在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国情和时代背景却决定了我们必须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以自己本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永远不称霸，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评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变为科学和实践的一大步。（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在国内，作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表现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又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它的提出和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地完善着适应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外有的媒体评论说，中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这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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