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黄金十年
——今后十年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对策思考 |
| 文章来源： 紫光阁 2011年第4期 [作者：吴建民] 发布时间：12-01-05 09:07:29 |
当前的各种情况表明，下个十年，我国可能面临着三大风险：第一大风险是成为美国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和“出气筒”。2010年11月3日至19日，我去美国巡回演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跑了七个城市，深感美国与中国有两个鲜明的反差：首先是美国人情绪低落，中国人情绪高涨。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9.8%，美国朋友告诉我，实际失业率高达16%-17%，这么高的失业率意味着美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失业，这种状况影响了美国人的情绪。而中国人成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情绪很好。其次是美国经济低迷，经济复苏乏力，而中国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奥巴马上台时，美国民众非常高兴，对他寄予厚望。但是，两年过去了，奥巴马政绩平平，原来对奥巴马的巨大希望，转变为巨大失望。美国的执政者又没有勇气向美国民众承认上述状况是由于自己无能，拿不出解决办法。出路就是找“替罪羊”，中国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和“出气筒”，29个美国电视反华广告片就是一个征兆。第二大风险是我国成为美国战略东移的主要打击目标。美国的战略重点长期在欧洲，但是，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对亚洲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提出了“重返亚洲”的口号，在军事部署上，也增强了在太平洋的军力。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就可能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目标。第三大风险是美日韩等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中国的崛起是十三亿人的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我国崛起的势头越猛越迅速，美日韩等周边国家的担心、恐惧和忧虑就增长越快。此外，我们的规模那么大，中国的崛起必定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就可能为他们与美日韩等国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提供基础。去年11月23日，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之后，美日韩三国于1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议，就是一个征兆。
那么，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我们究竟该如何用好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战略机遇期呢？
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
正确认识世界，包含几层含义：第一是时代变化。人类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代的这个变化，给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的环境是有利的。第二，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比过去大为改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中，我国的安全曾经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的直接威胁。而今天，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比过去大为改善，所以，我们才能够提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第三，现存的国际秩序只能改良，而不能去打破。今天的世界秩序，尽管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总体说，我们从今天的世界秩序中是受益的。因此，我们对现存的世界秩序不是要打破，而是要改革。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要引起大的动荡，因为那样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
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层含义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最大利益。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中国的最大利益是保持我们发展的势头和与世界合作的势头，如果这种势头中断，要想恢复则十分困难，我们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因为，目前中国所出现的这种势头，是经过100多年的准备和努力才形成的。第二层含义是，尽管我们30多年的发展是迅速的，但距离小平同志为我们设计的大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GDP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GDP却仅居世界第99位。此外，我们目前在海外公司的产值不过几千亿美元，而日本海外公司的产值则高达2万亿美元，这包括在日本的GNP之内，而不在GDP之内。第三层含义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的关键阶段，我们国内面临众多问题和巨大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坚持小平同志制定的处理国际争端的总方针
1984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小平同志这里讲的新情况，最大的新情况，是时代变了；新问题是指港、澳回归的问题以及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等问题；新办法是“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处理国际争端，制定了一个总的方针，其意义非同小可。关于解决国际争端，世界上无非是两种思路：一种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美国最喜欢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们在本世纪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使美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另一个思路，就是“和”，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合作发展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下，我们成功解决了港澳回归问题。不仅我们自己说好，全世界都认可。出现国际争端的时候，不是去突出分歧，而是寻找利益的汇合点，在此基础上，求得问题的解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新。过去30多年，我们处理国际争端，大体上是按照这个思路，使得我们的外交工作不断发展。
邓小平关于解决国际争端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今天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要把明天、后天的问题提到今天来解决。这个思路，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充分发挥平等、互利共赢原则的威力
平等互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共赢，是我们后来在此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所提出的，这些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新事物，因为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大小国平等是不可能的，总是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中国人奋斗了100多年，在国际上无非就是求得一个平等的地位。我们要人家平等对待我们，我们也应平等地对待别人。互利共赢是中国保持与外部世界合作势头的关键，之所以能够提出共赢，与时代变化有很大关系。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是你死我活，不可能共赢。
改变别人与改变自己
在国际关系中，要改变别人是非常困难的，别人的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外部力量要去改变它，很困难。但有一种办法可以改变别人，那就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别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同世界合作大发展，首先也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自己，改变了过去闭关锁国的政策。我们的开放政策使外国公司感到有利可图，他们才愿意同中国合作。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大发展，这不正是我们通过改变自己，而使别人发生了变化吗？
放软身段与咄咄逼人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在外交方面为我们留下的重要遗产。现在，不断有人要挑战小平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认为中国外交太软，要厉害一点；主张我国在处理与外国的争端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们忘记时代变了，今天，谁挑起战争，谁就会失去人心，陷入被动与孤立。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发展，实力在不断增长，大家都看得到，不需要咄咄逼人去显示。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是放软身段多讲道理，以理服人。如果你讲的道理人家一时接受不了，不要太着急，要用行动告诉对方我们讲的道理是真诚的，是对对方有利的。韬光养晦，放软身段，不是示弱，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强大。
双边与多边
在人类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途径是双边处理。但是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通过多边机构来解决双边争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中美出现贸易争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进行仲裁。世界贸易组织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全世界的。这个组织拿出一个意见来，比一个国家的意见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我们应当学会在其他领域也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比我们自己冲在前面要有利得多。
联合国安理会是《联合国宪章》所赋予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在两极时代，美苏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于相互制约，安理会处于瘫痪状态，无法处理重大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可能要习惯于越来越多地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来处理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包括朝鲜问题。一年多以来，朝鲜半岛不断爆发事端，导致半岛形势紧张尽管中美两国都不想打，但南北双方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紧张失控的情况不能完全排除，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如果出现失控情况，由安理会出面来处理，可能是一个我们从现在起，就需要认真思考的选择。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我们在安理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都在上升，这就可以使我国利益在安理会得到有效的维护。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关系如何处理，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迄今为止的做法显然需要一定的调整。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安全领域是互相戒备的，这种戒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会长期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对安全领域的合作想“透”：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在安全上加强合作；二是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不进则退。如果双方不加强合作，必然带来相互猜疑加深，相互之间的防范加强。既然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是经济领域相互依存的需要，那么，我国在安全领域与西方的合作，做比不做好，主动比被动好，不断前进比停滞好。中美军事领域的交流，经常成为中美关系的首先牺牲品。这种状况难道注定不可改变吗？我以为不然。如果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不断发现共同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安全领域的合作是能够前进的。因此，我国应寻找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共同点。譬如，保持海上通道的安全，这就是共同利益。目前全球海上通道的安全，大体上是美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从长远看，我们能否在这方面同美国开展一定合作。亚丁湾打击海盗的合作就是一个好例子，能否使双方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
21世纪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纪，中国的军队也会走向世界。如何走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以为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必须要取得西方的理解。如果不能争取到对方理解，至少要争取到对方不反对。中国军队走向世界的阳关大道，是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海盗对于航运的威胁，和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对我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中美关系与中欧、中日、中俄，以及中国同新兴大国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中美关系好，会促进中欧、中日、中俄、中国同新兴大国的关系，反之，则会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低估中欧、中日、中俄、中国与新兴大国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如果我们同其他各方的关系能够不断前进，这当然会对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发挥作用。因此中美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相互影响，而不是相互抵消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不断出现困难，应当看到，美国战略重点东移，需要中日之间出现一些矛盾。如果中日关系持续稳定地发展，其战略东移不会太顺利。因此，在未来10年，中日关系避免出现大的动荡，不仅对双方关系很重要，而且涉及到我外交全局的大问题。我以为，深化中日关系，需要有一个全盘考虑的大思路：首先，中日双方需要建立高层、秘密磋商机制。这种机制不应当受到双方关系起伏的影响，加强中日高层之间的沟通，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双方能立即在高层进行沟通，而不致出现误判。其次，要在建立东亚共同体，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方面采取一些大的措施。亚洲，特别是东亚，是当今全球经济中最有活力、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但与此同时，亚洲也面临很多难题，亚洲的外汇储备是全球最多的，高达近5万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存在美国、欧洲的银行，多为美元资产。美元走低是今后十几年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会使亚洲的外汇储备损失巨大。同时，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是巨大的，每年需求达8000亿美元，然而到位的资金微乎其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亚洲人的钱又多又少，多是外汇储备多，少是投资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巨大潜力，特别是中日合作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发掘出来，不仅对中日有好处，而且对亚洲，对世界都有好处。
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相互之间的好感不仅没有加深，反而急剧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在世界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的崛起使日本方面有很强的失落感；但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做法也有值得反思的余地。我们的电视连续剧大约有五分之一都是反日的。这样题材的节目，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需要的，在今天，需要中日坚持世代友好的情况下，这样的题材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此外，中日之间如何加强民间交流，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驻日使馆反映，8000名中国中学生访日，效果很好。这些同学来日本前对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疑虑，但是访日之后，对日本的好感都有增加，认为中国有许多地方可以向日本学习。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日本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中日关系改善，对于我们借鉴日本好的做法，解决国内问题是有帮助的。
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
我们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观念，中国的问题由中国解决，世界的问题由世界各国协商解决。这个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世界大变化，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加深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关联度也在加深。中国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对世界有帮助，这一点世界开始认识到了，这是一个新的因素。这个因素如果利用好，对于我们国家的稳定会产生好的影响。但由于这是一个新因素，我们还没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谈不上利用。世界大变化，也使世界各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要由他们自己去解决。但是，由于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些问题，我们在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也是一个新情况。所以，在对外关系中，一味强调“以我为主”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不考虑对方的情绪，对方的问题，对方的关切，同对方打交道就很难取得互利共赢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对方的关切，这不仅会化解对方对我的疑虑，而且会促使我们与对方的关系持续稳定地发展，使我与对方相互的信任能够不断地增强。■
（作者为原驻法大使，现代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欧亚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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