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在推翻独裁者之后狂欢

 

　　“伊斯兰社会民主演进的障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在根本上还与价值观念有关。要建立相对性、多元化的民主理性，就必须撼动神学与教法的基本结构。”

　　“阿拉伯之春”出乎很多人意料。不过，事后看来，阿拉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近几年曾屡屡作出预言。

　　除了揭示政治、经济、社会的积弊，他们更是通过分析阿拉伯世界深重的文化与社会危机，判定阿拉伯大地正在酝酿巨大的变革或革命。

　　2008年，埃及小说家阿斯旺尼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谈论起埃及的处境，表示“专制统治者诛杀了埃及的精神，遮蔽了埃及的光芒”，而“人民一旦愤怒，一切都会改变，革命就是这样自发地、无人策划地爆发的”。

　　“我觉得前方有巨大的意外在等待我们。”在穆巴拉克倒台的3年前，他这样说道。相似的论述，在不少知识分子的发言、作品中也屡有表露。

　　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声音是对此进行欢呼，感到乐观。大家的共识是，阿拉伯世界此前的状况已糟糕透顶，绝不应该持续下去。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文化上的深刻反思。

　　他们认识到，光有政治革命，不足以解决阿拉伯世界的问题。而阿拉伯社会存在的根本性文化与思想之弊，在“阿拉伯之春”中并未受到全面、深刻冲击。
　　
　　“阿拉伯之春”植根于文化积弊里

　　很多阿拉伯知识分子认为，仅从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阿拉伯民族面临的危机依然不够，有必要从文化与思想角度深刻审视阿拉伯危机的根源。

　　观念与思想的落伍，是阿拉伯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历史与文化的弊端，是阻碍阿拉伯民族走向未来的根本性障碍。

　　在“9·11”事件发生后，阿拉伯世界曾兴起一股反思伊斯兰文化的潮流。不过，这股潮流主要还是发生在思想精英中，并未波及广大普通民众。此次“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为人们对阿拉伯文化与思想进行审视提供了新的机会。

　　综合来看，阿拉伯知识分子提出的阿拉伯文化与思想弊端涉及多个方面：

　　第一，具有膜拜权威、压抑个性的专制主义倾向，对权威的顺从与膜拜，与对神灵绝对权威的信仰纠结在一起，使专制主义在阿拉伯社会大行其道。

　　第二，神本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盛行，不少人对宗教的理解本质上依然没有走出中世纪之囿。

　　第三，对西方缺乏理性认识，认为西方世界是腐败堕落的，因而排斥西方现代先进价值，思想趋于保守与封闭。

　　第四，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国家、社会的概念并未深入人心，族群利益被置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

　　第五，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痼疾难以消除。

　　由此，一些知识分子对“阿拉伯之春”能否建立真正意义的民主并不乐观。如何看待阿拉伯社会的民主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综合问题。“民主不仅是选举和投票箱，”沙特作家图尔基·哈麦德说，“它更代表了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理应在人们走进投票箱之前深入人心，这些价值观包括宽容、接受他者、承认选民的意愿，即使这种意愿让你失望。”

　　他认为，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这些价值观在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是匮乏的。”

　　认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存在的痼弊很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阿拉伯世界面临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有助于我们判断当今“阿拉伯之春”的意义。迄今为止，这场阿拉伯运动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改善民生，要求民主自由，推翻现行政权；运动并未触及存在于阿拉伯社会的上述根本性文化与思想之弊，并未引起思想、文化层面相应的裂变，也远未形成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反思氛围。

　　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者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后的几个月内，欢呼与喝彩一直是主流媒体的基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媒体上的反思和质疑之声也日渐增多。一些知识精英也开始对这场运动自身进行清醒的批判与审视。其中，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之春”的评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阿多尼斯出生于叙利亚，现居住在法国，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承认这是阿拉伯现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是一场“独特的、伟大的运动”同时，阿多尼斯也对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提出质疑。

　　他认为，政治独裁只是阿拉伯诸多问题的一方面，解决了独裁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独裁者下台，在他看来，并不能根本性解决阿拉伯的问题。

　　“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较少腐败、较多智巧的统治者，但它不能解决造成腐败和落后的根本问题。因此，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者，而应致力于改变社会，即改变社会的经济、文化基础。”阿多尼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