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和学界的争论，实质是中国应该搞什么“主义”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共高层领导、党的17大对争论正面又旗帜鲜明地作了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在历史起点上，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我们面临着的问题是严重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中国社会发展处在关键时期。

    关键词：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反腐倡廉 既得利益者

    两年前，我发表了《中国发展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主义”选择》（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政治学》2007年第11期），认为“第三次大争论”双方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存在争议，但对如何解决问题则存在不同的“主义”；中国的“问题”表现为经济问题，但实质是政治和政治体制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把廉政建设作为政制改的“主干工程”来抓；政制改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有限的集权和有序的民主。本文是根据两年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的新进展对上文作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题目也可说是“再谈中国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的‘主义’选择。”

    一、近年来，中国社会和学界的争论集中起来还是关于“主义”和发展道路问题

    近十年来我形成了一个判断，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实际上存在对“主义”和制度的选择。成天谈“主义”、“道路”、“制度”，使人有些厌烦甚至反感，确有一些人老用“主义”当棍子打人。人们不喜欢动辄说“主义”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不同见解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同的“主义”之争。但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一系列的重大矛盾和问题，那一个离得开“主义”、“道路”呢？“主义”是不同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集中表述。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不自觉，但实际上他们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需要什么样的重大的方针、政策、制度都会有自己的倾向的。正因此，政界、学界在“主义|的选择问题需要更多的清醒和自觉。

    影响甚广的“第三次大争论”，争论的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该怎么走？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私有化，打着市场的旗号搞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而后者则认为前者借批自由主义反对改革，主张回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焦点在于“主义”。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间，社会上争论更为激烈。百余名老干部、老教授发表“万人书”。尽管他们谈的“问题”并非无中生有，尽管他们也承认对外开放、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建立市场机制的必要性；但结论是不正确的。他们提出党应该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来。关于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相关学界也存在明显分歧。有人把问题归结为苏共亡党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要拿起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的那把“刀”。按此思路，如何解释我们党为什么把政治文明建设提上重要的地位，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十七大前还有一老教授著文，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人们都在思考并提出不同的主张，出现了影响很大的不同的社会思潮。许多观点都不是在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上具体的政策主张，而是完全切入了重大的道路和“主义”问题了。

    二、党的十七大对争论作了正面又旗帜鲜明的回答

    上述争论归结起来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要不要社会主义或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央多年来对争论形式上不介入，实际上在涉及主义和道路问题上是不可能没有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的。

    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通过的报告，正面地、立场鲜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报告的标题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就说明，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专章回顾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十七大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回答了在“主义”问题上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模糊观念。一是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否定前者或后者、或否认其属于不同的时期、不同模式都是不对的。十七大后仍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是不对的。多年来存在 “抬毛贬邓”的错误思潮。“抬毛”不是真正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质是不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贬邓”其实是不承认邓开启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拯救中国的新时代。

    二是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里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段重大战略思想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肯定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何看待“三个代表”思想。有人斥之为“修正主义”，是“全民党”理论。这是经不起论证的。试想，第一，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提发展和产力、特别是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中心任务，只着眼于“先进的生产关系”，那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就会像人民公社制度一样，实际上是建立在沙滩上，经不起任何风吹浪打。第二，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根据国情和时代新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发展包括吸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的先进文化成果，否则马克思主义主义就会成为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教条而逐渐枯死。第三，作为执政党，如果不把先进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只代表“阶级的一翼”，就会萎缩成狭隘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变成其它阶层、群体不拥护的宗派组织。第四，社会上部分人是因部分官员说一套、做一套而对“三个代表”的说法不以为然，甚至不予理睬。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干部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而否定“三个代表”思想本身的正确性；相反，只要这种思想是正确的，科学的，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思想武器，理直气壮地同一切阳奉阴违的不良倾向，同企图把党变成少数权贵者的工具的危险倾向作斗争。在当今中国，没有这种斗争，共产党就会有垮掉的危险。

    至于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十七报告中一串定义都是对的，不过分，对其内容的概括也是精辟、精当的。我还想说，科学发展观是30年来我党理论创新的一项最重要成果，它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科学性、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共产党人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很好地结合起来。百八十年来，共产党人搞革命、搞社会主义，无非是要寻找一条使广大民众最少痛苦、更多幸福、又走得通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常犯的错误是夸大了理论、党的力量和作用，搞唯意志论；路子走不通、走不顺以后，一些人又走向另一级端，不重视先进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思想的重要作用，似乎人类社会发展只有西方走过的那个条路。把发展视为“第一要义”要求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要应用统等兼顾的根本方法，要把以人为本视为发展的核心问题。作为战略指导思想，这当然属于“主观”的范畴，但它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脱离实际、想当然的主观愿望。

    三、中国社会主义站在一个新在历史起点上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与此相适应，中央的执政理念、方针、政策、具体举措，也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推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就是说，我们要避免用60年前、30年前，甚至不能用10年前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又在向前推进，当然，一些做法是带有纠正以往偏差的性质，是在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先看经济和社会方面。

    第一，把改善民生、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努力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十七大与十六大不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提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中，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

    第二，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是解决“三农”问题、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大措施。

    第三，2008年要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气魄宣布要结束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生活得不到起码保障的状况。

    第四，为解决受教育不公的问题，先后决定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学杂费，使农村1.5亿、城市2800万学生受益。

    第五，建立健全农村新的合作医疗制度，2008年扩大到86%的县（市、区）的范围。同时着手新的医改，3年要出新的思路，据高强介绍其核心是医务工作者收入不与服务挂勾，实行收支两条线分开管理，增加政府的投入。

    以上措施都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努力扩大社会主义的因素。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政治有些滞后，我也同意此说。但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包括党内民主）与改革前相比也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成绩是不宜低估的。

    第一，对民主的认识在加深。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组织的主体是党员，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人民。提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是对十月革命一直认定和实行的“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从理论到实际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进步。2008年7月，中央印发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是加强党内民主的重大举措。党代会常任制也在试行。

    第二，干部制度改革作为政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取得重要进展。干部选任制度出台一系列的新的条例、规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任职试用、实行问责制和引咎辞职等与改革前几乎是普遍的自上而且下的委任制相比进步是很大的；十七大以后，强调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重在品行；把“群众公认”视为选拔干部的有决定意义的条件。上述这些，意在不断解决建立官民、党群的血肉联系，从机制上解决能够执政为民问题。

    第三，虽然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民主监督和制约的体制和机制，但是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环节——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确实有所强化。颁布了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逐步解决党委领导纪委来监督自己的不合理体制。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颁布实施可视为“党外”监督的最重要方面。它要体现有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者有机统一。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同，要力图处理好人大的监督工作和坚持共产党领导、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开展工作的关系，既有互相制约，又讲互相协调。

    第四，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立法和实施有重大进展，成为党重要的执政理念，这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的进步。2004年写进新修改的宪法以后，人大又着手制定行政强制法，以改变国家强力机关直接干予（扣押、拘留）公民“过乱”、“过滥”的状况，最近国家信访局等相关单位又颁布有关规定，信访工作中滥用警力（经常发生过）将受到严惩。

    第五，在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动下，公共权力的社会化、人民自由民主权利有了快速的进展。个税起征点的听证、物权法的产生，说明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公务已不是政权机关说了算；两会期间，“我有问题问总理”，十七大前“同总书记谈心”，从最高领导开拓网上同网民“聊天”，是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将进一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以上情况说明，中共党和人民政府在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正在竭诚努力，并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我认为，我们不能高枕无忧，我们不能断定社会主义制度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两种社会思潮、两种社会势力的反复较量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出现两种可能性。只有努力地、如实地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特别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

    四、问题及其症结 改革的阻力

    不管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说，中国现在比较集中的问题是行政开支在财政总开支中占的比例过大，约占1/5，比其它许多国家高得多。2003年，日本这个比例是2.38 %，美国算高的，也只是9.9%，我国是19%（2006年是18.73%）。

    钱花到哪里去了？除了尽人皆知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旅游（打着考察名义）之外，大建豪华的办公楼、培训中心，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还有明的、制度化的或者若明若暗的潜规则，如官员的工资和住房等待遇，“退休”官员的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待遇等。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们，有多少人知晓？政府的预算、决算，人大代表中，即使是经济专家，据说也搞不明白。

    “执政成本”太高了，用于民众的社会建设就大受影响。公共卫生事业的投资，国外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投入也占一半，发达国家则是70%是政府投入的。我国2006年政府投入占不到四成，2003年则只占17%。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国外一般在4%以上，我国1993年发布的教育发展纲要要求在2000年达到4%，但到2003年、2004年达不到3%。全国财政在1993年——2003年间，对教育的经费欠账高达近1万亿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成为一个动听的口号，长时期没有落实。

    我们在体制上、潜规则上，已形成当“公仆”很有油水的状况，加上大学毕业求职难，竟出现某总局一个招聘指标有4千多人争着应聘的局面。

    上述问题都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党能否执政为民的宗旨问题。这种状况，早已引起全国全党上下同忧，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努力实行一系列改革，来遏制和消除这种腐败消极现象的发展，但举步维艰。公车制度的改革说了多年，未见全面推开。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也说了多少年，更未见公开实行，而这在世界上几乎成了反腐的最有效办法。有的官员明讲在中国实行不了。这种状况使干部中的大部分清白的官员处于不明不白的尴尬境地。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人们不能不得出一系列的看法：所谓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阶段，也包含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处在“十字路口”，党的执政为民的先进理念，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念，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频频发生的“社会群体冲突”尖锐地告诉人们，官民矛盾、干群矛盾、党群关系是我国目前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也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好，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好，主干的工程是廉政建设，建立服务型的政府（广义上讲就是党政机关），不狠抓这个主干工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这一背离社会主义理念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政治改革已成为紧迫任务提在全党面前。这个改革就是民主和法制建设，“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对此话要有切实的理解。坚定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反腐倡廉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不搞民主搞“官主”，就全出现恶性循环。

    政治体制的改革，除了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以外，稳定问题、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转引自《人民日报》2008年1月10日周永康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中共一个重要的执政理念。稳定与改革既统一又矛盾，改革难免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引起某些摩擦和波动，重要的是寻找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如果因噎废食，就会丧失良机。

    经济发展状况出现较大困难时，也会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今年是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都不小。中小企业因外资出口减少，生产成本升高，融资困难，面临困境。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一个过程。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更大问题，不能使领导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政治改革的力度总会受到影响。

    改革、稳定、发展三者关系如何处理，是中国时时面临的大问题。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都是“硬”的，改革呢？处理不好就会变成“软”的、弹性的了。

    五、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理由何在？我们的乐观情绪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第一，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这里不罗列尽人皆知的数字。特别要提的是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的神速发展。1997年，我国互联网民只有60多万，现在已有2亿5千万。科技是最根本的革命动力。互联网的发展正在摧毁一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物，“网络民意”将使某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受到无情的挑战。

    第二，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如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反对贫富悬殊等，是绝大多数民众、也是广大干部所支持和拥护的。这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不竭源泉。

    第三，我党已提出一系列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承诺并在努力实行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大力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这是全党代表大会庄严通过的，字字千钧。确有一些人对党的宗旨和信念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但他们是不合法、处于下风的。我们确实看到，从最高层领导到基层，有一大批党员干部有理想、有抱负，忧国忧民，有为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在他们身上正在化为推动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希望正在这些社会真正的精英身上。

    我们要特别警惕中国发展为苏联模式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性和危险是存在的，因为现在形成的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利益格局是很难打破的；要特别警惕为官不正者、为官不仁者和为学不良者结合在一起，即贪官+奸商+文痞（极少数的丧失科学良心、背弃广大民众利益、为权贵阶层效劳，讲歪道理、出馊主意的不良文人）主导发展大局，中国社会才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向前发展。

    第四，2008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在一个接着一个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严峻考验面前，向全世界显示了党和政府的非凡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治国安邦能力，展示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硬实力的软实力，展示体现在当代中国人身上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创造精神。汶川抗震、北京奥运、神七飞天的胜利和成功，有力说明了中共一系列的执政理念同深藏于广大民众之中的宝贵的人文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文明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是相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大爱至善、生命第一、勇于献身、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等精神同人类文明史上珍贵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成果是一致的。把这个非常的岁月表现出来的美好的文明的东西总结起来，用制度巩固起来，将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其宝贵的财富。

    六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关键时期的关键抉择

    熟悉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外关系和国内的城乡、工农关系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始终要解决的两对最基本的关系问题。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正好这两对关系问题是如此尖锐地提到中共面前。如何回答这两大问题确是国内外十分关键的大问题。

    关于国内外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邓小平推开了国门，打破了中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之后中国加入WTO，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我国同国际经济全面接轨，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体制、观念的深刻变革。在中国外贸依存度到了60% 的时候，在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时候，遇到开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国外不少人把拯救危机的期盼的眼光投向中国，有人喊出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拯救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主义的口碑一时好了起来。中国高层领导对如何处理这个大难题的方针十分高明。一是申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不充大头，这非常明智，也让外人难以挑理。二是要国际合作，协调政策，共同应对，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世界经济稳定。不是隔岸观火，坐视不管，见死不救，更不是乘人之危，以邻为壑，表现了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底蕴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风范，体现了我国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的先进理念。当然这里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方针。中国没有惊慌失措，也不唱“风景这边独好”。更为严峻的考验也许还在后头。

    关于工农、城乡关系。这从十月革命后开始历来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面对的最主要的关系。现在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它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也是解决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主要靠内需拉动的突出的现实任务，是统筹内外方针政策的最为关键的环节。我们能否解决好这一社会主义的历史性任务呢？

    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农民是自卑的，在经济生活上自卑，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也自卑。这是中国的最大不平等。几十年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贡献只能用数以万亿来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在触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农民的状况有些改变，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好，房地产商的暴富也好，从中国农民赖以生存土地上、从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农民身上，拿走的也只能用万亿来计算。 至今，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因此，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关系全局的关键环节。解决好三农问题再次迫切地提到中共面前。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任务，也是严重的现实任务，要靠改革来推动。

    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如何突破？有人想的是土地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有人头脑中有的是旧模式的农业集体化、合作化。三中全会采取的是积极又极其慎重而稳妥的方针。它是积极的，提出了鼓舞人心的目标：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它又是十分谨慎的：如对基本经营制度强调毫不动摇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又提倡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既强调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基本稳定，又有条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用多种形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劳动就业制度上强调引导和有序；在户籍制度管理上要推进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市居民”，强调了条件和有序。看得出来，是注意到要防止“拉美现象”在我国出现。

    总之，在通过城乡一体化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大方向上是坚定不移的，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是力求稳妥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许有过渡性的意义，但这种逐步过渡是完全必要的。实际上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尽量避开深沟、暗礁和急流险滩。